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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话说奉贤(八)青村往事

    来源:      2017/5/5 12:14:51      点击:

    奉贤建制的历史不算很长,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地方缺少故事和历史。

    奉贤中部的青村,元明时期称青溪,清雍正以后改为青村港,民国始才以青村为名。

    青村大部分地区成陆于隋代,南临大海,盐业曾经极为发达。宋朝乾佑年间,青村盐场必由青溪经运盐河经黄浦江到达嘉兴盐司,大量的运输船只往来及盐民集结,两岸民居临水而建,便捷的水陆交通使青村逐渐成为了商贾云集的繁华街市,商铺鳞次栉比,独具江南水乡特色,今天的青村古镇遗存只是当年的冰山一角而已。

    曾经繁荣的经济和商贸往来使青村境内大小市镇林立,这算得上是奉贤历史上第一波“城市化”进程,今天的很多地名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,陶家港、褚家聚、旺家桥、朱店等等。而北边的陶宅,当朱元璋下令修建青村(奉城)土城时,已是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古镇和苏松东南第一巨镇,这并不是夸张的事情。明朝初年,朝廷在陶宅设立了巡检司,朱元璋曾敕谕天下巡检说:“朕设巡检于关津,扼要道,察奸伪,期在士民乐业,商旅无艰。”在陶宅设立这一职能部门可见其地位的重要,也创下了奉贤古代史上行政机构建制的最早纪录。

    历史上对曾经的青村是这样描述的:“北宅千灶、珠履三千”、“钟鸣会食、击鼓传更”、“云锁烟云、湖集歌舞”、“举渔火以清市尘”、“遐迩游观者骈臻于是”,繁荣景象如是也,在上海各区、县、镇古今志书上绝无仅有。

    清朝中后期,青村工商业更为发达,名号、名品成为了青村的特色,“桥楼粽子”、“品香春糕点”、“一支香烧卖”等在当时都是非常有名的,闻名于奉南川及临近的苏、浙地区;清代的“青村港大蒜”之香味,让异乡客人留连忘返;“倪祥和棕棚”、“陆源顺铁钉”、“汪万茂纸伞”、“廖桂记硝皮”,在上海市郊也是极有名气;创办于1916年的“程恒昌”,当时是上海最大的轧花厂,被《申报》称为“花界巨擘”。清嘉庆年间的《松江府志-疆域》称:“分县后舟楫往来如织,百货聚焉,廛尘阚之盛,遂冠于东乡诸镇。”可见,青村成为奉贤东乡大镇,在2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定论。

    青村也是奉贤古文明的发端之地,据说言子青溪讲经的传说就发生在这里。明代,在这里还发生过明军大战倭寇的“陶宅大战”,也就引出了后来嘉靖年间冤杀兵部侍郎总督张经的惊天大案。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徐文长所写的《陶宅战归序》,记述了青村古代史上这一惊心动魄的悲壮篇章。史书上还描述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《陶溪八景》,传诵至今仍脍炙人口,诗中“南园”现确认为奉贤历史上第一处私家园林,今天南桥古华公园中的“西湖”则是按古陶宅“西湖晓色”仿建的。

    青村一度成为名门望族的居住地和发祥地,这里曾经出现过大量名人、大批仕帻、文苑、杏林中杰出的人物,在上海市乃至全国文化史上占有光辉一页,其中“一门三进士”则成为奉贤文化史上佳话,这在整个国家范围内也是可圈可点的。进士张弼为明朝著名书法家,有“吴中草圣”之称,今天北京、上海、松江博物院(馆)都保存有他的真迹,古华公园里的“东海亭”就是为纪念他而建,他的儿子张宏宜、张宏至都中过进士,父子三人列为名宦乡贤,在全国各处的圣人殿(孔庙)里都镌刻有他们的人像,这也是奉贤的荣耀。时跨元、明两朝的袁凯博学有才辩,明朝初年做过监察御史,极受朱元璋的器重,后来因为“虑囚”一事激怒皇帝,便佯装疯癫告病还乡,后世明史古籍当中,对于袁凯多有详情记载,以袁凯为人物原型的河北梆子戏《袁凯装疯》曾经轰动太原,这才为人们所广泛熟知。清代进士黄之隽,是皇帝钦点的翰林,是清朝初年极有成就的诗人、学者、史学家、戏曲家,主持编修了《江南通志》,还曾参与了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,他为官清廉,德高望重,所写的《竣青村城壕记》则成为奉贤县名来源的一个重要出处,为研究奉贤历史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资料。

    对于青村历史的记述,较为详实的当属清朝人王曾羽的《乙酉笔记》,这是一部详细记述古华亭地区地理、风土、大事件的民间杂记,具有很高的学术历史价值。书中是这样说的:“海滨称文墨之区,必以青村为首矣”,由此可见当时当地以文为尚,读书人非常的多,“凡有子弟者,无不令其读书。每遇试期,应童子试者,五六十人。”看来,盐民的后代是更加看重读书的,或许目的就是一个,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知识改变命运。

    青村曾经盛极一时,但时过境迁,经过清末明初的动荡以及明中期的倭寇之患,青村乃至奉贤的社会风气发生急剧改变,不知称之为“思想哗变”是否恰当。曾经以文为尚的市镇,一下子变成以武为尚,不再学习科举,有志向的年轻人都去了武馆,学习武艺,同时很多人选择来投兵从伍,历史上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是这样的:“康熙二年,提台梁公大招兵卒。青村投兵者约三四百人,而城为之空。”从此之后,青村的“读书之家,百无得一”,由此为发端,“江南有才,于斯为盛”的奉贤,文风丧尽,百年不振,出现了延续百年的文化断层带,这是需要研究和梳理的历史症结。

    至于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,应该是多方面的,正如所谓玛雅文明一夜之间消失一样,总是与当时当地的环境氛围有关,这需要探究,以期唤起对文化和社会的理性思考。试问,为什么历史上的奉贤会发生如此之大的转变呢?正如上面所说,青村地处海滨,人们以海为生,由于朝代更迭和倭寇之乱,经济遭到破坏,康熙年间开始的禁海政策切断了人们的生活来源,人们不习耕织,又无田可种,经济开始拮据,往昔繁华也成烟云,这和历史大背景是分不开的。

    同时必须看到,清朝的兵饷相比明朝来说比较多,这导致很多人争相趋之,“皆以不得与为恨矣。”包括当时奉贤的武进士施天舍、监生子李与吉、生员子李素具,无不投营。大量年轻人进入军营,留在镇中的劳动力骤减,这就限制了青村经济文化的发展。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投伍人数的增加,出现了许多人移家于郡中(府城松江),当时“青村之移家郡中者约二百余家,城为之空,大可异也。”王曾羽《乙酉笔记》中还有这样一段颇具玩味的话:“康熙二年,催科尤迫,新旧十字并征……于是民不聊生……欲死欲逃,溃败不可收拾。”文化凋零之势已然成为必然。

    文化断层也是修补,这并不是盲目的怀古畅怀,历史自然不能假设,也不能重来,但不知道能否用当下最流行的词语“穿越”来实现呢?这需要眼光,需要气质,需要情怀。


    民族需要复兴,文化要大发展,说到底,文化就是精神和思想,自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。我们需要浪漫主义的情怀,需要人文的晕染,需要协作,需要重塑文化的自信。